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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护栏“为动物而战。”“如果转生成为动物，你选择做什么？”其实这些话本身就有点问题，人难道不也是一种动物吗？这是本月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的编辑们在读的书，继续动物有关的话题。

　　作者这两年可谓“高产”，看到这本书时首先被标题所吸引，“不与天下州府同”，那么，究竟如何不同？地理、风土之不同，大概是容易说得明白的，而要谈“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地方性，我就很期待了。

　　十四章内容即十四篇文章，分上、中、下三编——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风俗民情与地方社会、学术文化与地方士人，十四篇文章以“个案”呈现了作者对宋代四川不同面向的观察和思考。这本“结集”性质的论著，作者在后记中讲，“把这些杂乱无章的议题集中在一起，背后其实有着相当的学术雄心”，“希望跳出传统地方史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从那些不起眼的花边新闻或非重要人物入手，发掘四川自身的地方特性。在这些地方特性的解释中，我又力求超越静态的人文地理特征的描摹，并且从整体出发，从而钩沉宋代地方特殊性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建构、互动与运作过程”。于我而言，书中所论着实填补了我对于宋代四川的了解之不足——即使我们总说“宋史热”，相关学术作品、大众阅读出版不少，但“宋代四川”热吗？恐怕还不是。所以，在所谓的“热”潮中依然有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至于“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地方特殊性，好像很难拿出一个简捷的回答。

　　2006年，作者在黄山屯溪老街的一个文书店里买到了一批排日账（类似日记的日常行事记录，参见30-31页），经过十六年的整理研究，讲述了发生于19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的故事。作者细致解读主人公一家三代（程发开、程允亨、程同仓）长达四十年的排日账，全面再现了这个世界的不同面向——从农田耕作到商品贩卖，从饮食、穿着到关系、人情，从时空感知到读写实践，从仪式展演到政治体验——及其变动趋势。

　　全书十八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和第十八章结论外，其余十六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程家所在地域的总体状况，讨论太平天国运动前、运动期间的程家生活。第二部分讨论太平天国结束后程家生计活动的诸方面。第三部分侧重从社会组织与人际互动两个角度，讨论程允亨生活世界的社会面向。第四部分讨论程家生活世界的文化面向。其中第十五章讨论程家三代的读写能力及文字与书籍在其生活中的地位，非常有意思。第五部分探讨的是乡民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侧重从钱粮缴纳、纠纷调处和坛庙祭祀三个方面，考察程家与晚清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考察程家生计危机发生的原因与背景及其应对，并交代了程允亨去世的情况。

　　作者在导论中介绍了研究19世纪中国乡村经济演进的不同理论，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黄宗智的内卷化困境、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大规模统计数据以及复数的小人物的基础上，而作者“希望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一个徽州农户的生计活动，重构其生计模式及其变动，系统重建与此相关的米价、茶价等数据系列及其变动趋势，估算其家庭收支的历时性变动轨迹，从国内外市场、王朝制度、区域经济、家庭结构与个人决策等方面，思考乡民生计的运作与变动逻辑，力图在更贴近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讨论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经济的演进趋势与内在动因”。（11页）

　　随着微观史的兴起，个体小人物而非复数小人物更多地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作者在程允亨这一个体层次的观察视角，发现了宏观、中观层次难以获得的认知。比如：传统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往往从中国社会生活中较为显而易见的要素（宗族、村落、族群等）出发，探求这些要素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或多或少预设这种组织或关系对于普通乡民的重要性。但作者从个体入手的关系视角，应该说比中观群体的视角更为贴近我们观察的事实，因而具有组织/群体视角难以替代的重要价值。作者在第十一、十二章详细探讨了程家的宗族与村落、人情与关系后发现：

　　程家人际互动的经验事实进一步显示，宗族虽然是一个“笼罩性”的社会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族人之间必定发生频密的直接互动，同时在某些族人之间，又确实可以观察到相对频密、长期的往来。……即使是一般认为宗族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导性角色的徽州地区，姻亲关系在跨家庭社会关系中也是极其重要的。……从经验事实看，如果说程家的生活世界存在着一个礼物流动的网络，那么这个网络与宗亲的关系较小，而跟姻亲圈子则非常密切。（298-299页）

　　从人际网络的视角看，宗亲关系仅仅是三种最基本的人际关系类型之一。宗族主导的各种年节行事，提高了族人之间的互动频次，但并未生成宗族内外的社会壁垒，在个体/家庭与非本族的个体/家庭之间，存在着多重复杂关系。与从组织角度所做的预设不同，只是在小部分（约五分之一）宗亲之间，才会出现相对密切、长期的互动，将近一半的族人之间，长期很少发生实质性互动。……宗亲更多限于帮工、换工或宗族的事务性活动，而姻亲、朋友与程家的关系，多横跨礼物往来、经济往来等诸多互动关系，属于一对一的关系，显得更为活跃、更为直接。（314页）

　　这里描述的宗族在乡村生活中的作用，远不如个人的姻亲、朋友重要，虽然只是程家的个案，但几十年人情的交际，样本量也足够了。对一般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许是很好的修正。

　　虽然是微观史，但作者“还试图将这个乡民的生命历程，置于19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与重要进程中进行讨论。书中触及的事件和进程，举其要者有18世纪末开始的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19世纪乡村经济的商业化，19世纪中后期阶级关系与社会秩序的变动，19世纪清王朝乡村统治的变动，以及近代两大历史事件——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等”。（23页）比如，程家之所以在19世纪动荡的几十年中生活相对稳定，没有沦为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允亨之父程发开在1839年、1846年、1885年分别购入小块的茶园，参与了全球茶叶市场，“程家通过扩大茶园规模，投入更多劳力进行茶叶的种植与生产，其茶叶收入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有些年份的茶叶收入较运动前增加一至两倍……通过部分调整生计模式，程家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而且积攒了一定数量的银钱，为这一时期程家家史上两个至关重要的大事——盖房与娶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149页）在讨论人际关系的第十二章中，作者也专辟一节讨论历史进程对人际关系新动向的影响。

　　经过四年左右的学习，一个孩子可以掌握700字以上单字的读写能力和数字读写能力。依靠这种能力，他能够使用不文不白、不甚标准的文字，表达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各种基本行事。……这种读写能力的掌握，有助于一个乡民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书——这其实就是“功能性识字”（functional literacy）的基本内涵。他有能力记账（普通家用账和排日账），可以写契约，估计也能写简单的书信。他还读得懂各种类型的文书：与衙门有关的实征册、鱼鳞图册等册籍及税票，与节庆和宗教仪式行事有关的对联、签诗与命课，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收据及其他票据等。在书籍方面，具备上述读写能力的乡民，可能读得懂不太深奥的族谱与碑刻文字，也读得懂比较浅显的有关命理、风水等方面的书籍。换言之，这种读写能力，足以让一个乡民处理日常生活中遇见的大多数文字材料。（392页）

　　身处中下层农民，程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排日账中不时见到程允亨所谓的吃点好的，就是买些鸭蛋、豆腐干之类下酒，至于鸡鸭、猪肉，一般只有春节时才能吃上。而这还是在当时的税负并不高的情况下。作者统计发现，程家的税粮负担很轻，一般一年是200文左右，光绪年间采茶工人一天的工钱是160文左右，税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清代这个王朝国家，“对于类似程家这类土地较少的农户而言，尽管不一定仁慈，却也远远没有对其生计构成严重威胁”。（406页）

　　通观程家三代的经历，作者对之前学者对19世纪的一些社会经济研究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总体而言，至少就许多像程家这样的徽州乡民而言，19世纪中后期生计状况的变动轨迹，并不是沿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其间有曲折，有回归，而且在多数时间里，他们的生计没有出现明显的危机征兆。

　　程家生计经历的这种发展轨迹，似乎难以套用学界现有的模式来理解。由于存在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像程家这种的农户似乎没有遭遇明显的内卷化困局，也没有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同样，我们也无法观察到类似勤勉革命的经济变动趋势。（457页）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写到自己于2007年来到程允亨的老家上湾，见到了程同仓的孙子，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借助允享自己所记的排日账，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知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过一个名叫程允亨的普通乡民，才有可能一点一滴地再现他的生命历程，拼合他的生活世界，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生活在中国东南僻远乡村的一个普通乡民，是如何经历19世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的。”（462页）

　　我在1999年也曾到过作者描述的婺源理坑，印象中最深是，几乎所有老宅窗棂上雕刻的八仙等人物形象都被削去了脸，村民说这是在几十年前破四旧的产物。

　　“北宋变法的时代，也是斗争的时代。亳州青苗大案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正是通过激烈的斗争，皇帝的威权提升，朝廷的政令畅通，新法的政策落地。从贵近下手，以刑罚立威，王安石效法商鞅，确实实现了‘能令政必行’的目标。不过，一旦官场变成了战场，想把斗争叫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士风丕变，利益攸关，士大夫之间的和解便成了一种奢望。不止是神宗一朝，北宋最后六十余年一直笼罩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之中，直至靖康之变王朝覆灭。”这是三年前私家历史栏目“千年王安石”专题里的一篇稿件的结语。三年之后，看到了同一位作者出了这本《大宋理财——青苗法与王安石的金融帝国》。

　　这本书写的“很能读”。作者是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的科班出身，书里的研究是认真的、材料运用是严谨的，这是一种“能读”；作者很明白写出书来是要让人读的，叙事是平顺的、词句是流畅的、引用的文献是译成白话加入叙事里再用楷体单独排出原文的，这更是一种“能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则是“文字要尽量通俗，思想绝不可媚俗”。

　　作者在这本书的后记“小题大做话青苗，盛世危言说宋朝”里写道：“本书应当是世上第一部以青苗法为中心的历史著作。所涉及的内容从千年之前一直延续到当代……我想通过青苗法透视北宋王朝最后60年的思想冲突、体制变革与政坛风云，重探道学家社会建设的远大理想及其现实困境，揭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王安石现代形象的构建过程，追问普惠金融在中国土壤上何以成为可能。国家理财问题上的‘义利之辨’是本书最核心的关切。”

　　【美】卡尔·D.马尔奇/著 舍其/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雅理，2024年11月版

　　我看书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我的手机屏幕时间管理软件强制掐断所有软件以后，刷不了手机就只好看书。

　　讲成瘾的科普书已有很多，沉迷于某件事的原理是大脑的奖励机制被过度激活，形成恶性循环的习惯行为模式。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新知在于健康的前额皮质对人有多重要。

　　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就在我们的额头后面，主要负责大脑的执行功能、决策、计划、情绪调节、社会认知等高级认知功能。书里说，这个部位占大脑皮质灰质的将近35%，消耗的卡路里也高得不成比例。“烧脑”，大概烧的就是这个地方。不同物种之间，前额皮质更大，往往也意味着社会群体更大。这使得早期人类能够建立强有力的社会纽带，适应了气候急剧变化时期的环境，而没有较大前额皮质的尼安德特人等早期原始人，就没能生存下来。高度发达的前额皮质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

　　数字时代，每个人都被很多媒介环绕，书中实验表明，人有三分之二的非工作时间都在消费某种媒体，而且人的注意力在以惊人的频率在不同媒体平台之间频繁切换，差不多2-3分钟切换一次。这样高强度刺激的环境从娃娃开始，在近二十年立体式地包围了所有人，社交媒体介入并重装了我们的奖励中枢，让我们的前额皮质不堪重负，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最显著的就是执行功能下降、心理健康出问题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照一下自己，是否在长期多任务长待机工作后感到脑残？是否在刷完社交媒体后感到抑郁？

　　关于解决方案，书中第九章列出了十条规则，都老生常谈了。我觉得沉浸式阅读也是一种保养前额皮质的办法。书中说，阅读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技能。据估计，这种技能是在大概五千年前进化出来的，是人类最近才取得的一个进步，我们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生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存在这个技能。阅读需要前额皮质更大区域参与，也需要与阅读有关的网络的其余部分有更多连接。

　　【美】尼尔·波兹曼/著 章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年10月版

　　《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的作者尼尔·波兹曼的新书。说“新书”是就中文版而言，该书的英文原版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书中所论及的问题当下看来不仅不过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波兹曼在前言中解释了他为什么给这本书起名为“The End of Education”，他说：“在检索人们对学校教育的观点时，我注意到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讨论手段，很少讨论目的……我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稍稍改变一下对‘学校问题’的定义——从手段转向目的。‘end’这个词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是‘目的’，二是‘终结’。哪一个含义都可能适用于学校的未来，这取决于人们是否会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标题，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超验的高尚目标，学校教育必然会走向终结，而且越早终结越好。反之，如果有了高尚的目标，学校就会成为教育的核心机构，年轻人可以通过它找到继续自我教育的各种理由。”他认为：“尽管文化本身教给人们的一些东西具有破坏性，但学校可以有所作为，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学校教育可以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人们可以看清当下，借鉴过往，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意味着，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可以教人如何创造生活，这与教人如何谋生大不相同。”

　　令人感慨的是，讨论教育问题所引发的习惯性无力感，使得即使这些话出自这样一位杰出人文学者之口，即使在书中他结合美国的国情详细建构了多种方向和具体措施试图为学校教育提供目标和答案——这些话读来依然有种悬浮感，连作者自己都自嘲这是“一份浪漫主义者的情怀”。但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当这些作者出于“很现实的担忧”和“深深的疑虑”祭出的“情怀”以否定形式表述的时候，就瞬间有一种掷地有声的现实感了：“无处可去意味着要生活在一种毫无生机的文化中，人们既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听不到权威明确的声音，找不到任何组织原则。在这样的文化中，学校有什么用？学校又能有什么用？”

　　【英】西蒙·沙玛/著 黄格勉、林晓筱/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4年5月版

　　这本书里不仅有艺术史，还有与之相关的宗教改革史等。作者的叙述像一张编织绵密的网，有时候读起来有点透不过气，因为有太多细节。所以更是无法想象作者在收集资料和写作的时候花了多大功夫。不过作者描述每一个人物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点调侃和戏谑，所以读起来不会乏味，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某个“倒霉鬼”，同当代人一样可怜又可笑。就像他说伦勃朗：“他的问题究竟是过于冲动还是过于勤勉，伦勃朗的批评者无法就此达成一致，尤其在他去世之后。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人们普遍的记忆中，他都是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最擅长使用宽刷的大师。”

　　哪怕是在17世纪，艺术界，当然是艺术界的顶流，也是整日争名逐利，“当伦勃朗受雇前去为阿马利娅王妃画侧身肖像（很有可能会挂在洪特霍斯特绘制的亲王画像对面）的时候，他一定会难以抑制地去想象自己过上洪特霍斯特般的生活：荣耀、名声、金钱、宅邸、四轮马车、金链子”。但也多亏他们的激烈竞争，才留下来这么多经典的艺术作品。

　　有读者说这本书是“买”伦勃朗“附赠”鲁本斯，的确如此，或许书名里就应该把鲁本斯加进去。作者对他们的评价也十分到位：“来鲁本斯展厅参观的人，当他们驻足停留时，往往会对墙上庞大而晦涩的色彩交响曲望而却步。而那些来伦勃朗展厅参观的人会走近观看，仿佛在拜访一位亲戚。当然新闻中心，伦勃朗最后成了鲁本斯根本无法想象，也不会期望成为的那类画家。”

　　马嘉鸿博士的新作《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既是一部痛快之书，也是一部痛切之书。

　　说它是一部痛快之书，乃是因为书中展现了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与“以尖锐辛辣而著称的辩论家”（张光明教授语）的无穷魅力。三个章节“改良还是革命”“疲劳还是斗争”“民主还是专政”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真问题的三大辩题，而卢森堡毫无疑问是这三场辩论赛的最佳辩手。围绕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趋势与社会的新任务、群众罢工的领导权与储备金问题，以及俄国实现革命的道路与策略问题，卢森堡以其独到的思考、犀利的词锋与无畏的姿态，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等论敌展开激烈的交锋。今天的我读来有多痛快，想来当时的论敌就有多难堪。举例言之，1898年9月21日-28日，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在《莱比锡人民报》连载时，同为杰出女性革命家的克拉拉·蔡特金写信给《莱比锡人民报》主编肖恩朗克热情称赞说：“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了面口袋伯恩施坦一顿，敲得厚厚的粉末满天飞，伯恩施坦学派的假发都一根根从头上竖了起来，因为他们没粉可敷了。”这也精准地道出了我的阅读感受。

　　说它是一部痛切之书，则是因为书中以外科医生般的精准与冷静，深入剖析了卢森堡的弱点与其所面对的困境。卢森堡生前所参与的所有政治论战都失败了，“历史证伪了她对于形势的判断”。换而言之，她取得的是基于所谓原教旨理论的词句与逻辑上的胜利，最终却败给了政治现实与历史的发展，诚如书中所言：“她的弱点则反映出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而呈现出的两难困境：在西欧，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增强、议会改良主义力量的增长，逐渐减弱了现实政治中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在俄国，列宁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改造，从而在策略上解决了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生成阶级意识，进而爆发革命的问题……卢森堡的既革命又民主的思想在东西方的历史现实中同时受挫：在前者那里，卢森堡对革命的坚持被认为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正统‘消耗战略’的妨碍，革命被无限期地推后了；而在后者那里，革命的进程变更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初始条件和相应结果，以致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的继续坚守好似无人理睬的隔空喊话。新的历史条件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方向发生了脱节，这正是卢森堡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遭遇的来自现实的严峻的考验和困境。”“既革命又民主”可谓对卢森堡思想的最为凝练的概括，也能充分体现卢森堡作为“马克思的最好学生”的特点。《宣言》中那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知鼓舞了多少热血青年，而卢森堡的思想与行动则对这句革命箴言所代表的精神做出了深刻诠释，从而具备穿越时空，让今天的我们受到感动和启迪的力量。

　　本书源自作者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博士论文，2019年成专书出版，中文版近日推出，收入了“动物与人”丛书。

　　如书名所示，李鉴慧教授用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首场动物保护运动，重点是动保运动者如何在“为动物而战”的过程中，挪用传统资源为我所用。全书分为了五章，分别介绍挪用基督教传统、挪用政治传统、挪用自然史传统、挪用演化论传统、挪用文学传统的历史。“各章节逐一考察运动如何通过选择、诠释与传播的过程，援用传统的思想、道德与文化资源等，以促进运动各项动员工作与目标的实现，并参与这些传统的再造。”比如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挪用文学传统方面，作者首先分析了文学与动物的亲缘关系，不仅在诸多经典文学中有着人与动物的美好故事，更有众多的鼓吹过善待动物的著名作家；其次提出人道主义在18世纪文学中萌发，以及在19世纪文学中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文化和道德意义，加上19世纪末数十年的动保运动在反动物实验和科学自然主义的抗争中有意识的自我定位，这些共同促成了动保运动者对文学传统的认同和积极挪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动保运动者参与的“科学VS.宗教”“男性理智VS.女性情感”等论争；随着印刷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动保运动者主动下场撰写文学评论，从而诞生了“动物文学评论”这一类别，更是让原本就是其成员的文学评论家们撰写大量评论文章；他们还争取当代作家支持，让作家们为动保目标而创作小说，比如杰克·伦敦的《群岛猎犬杰瑞》和《杰瑞的兄弟迈克尔》……

　　正如译者所言，“中国内地的动保进程也正经历与英国当年类似的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动物保护，或许当年英国人的这些策略，今天的我们也可以挪用。

　　【法】莫里斯·勒布朗/著 【法】樊尚·马里耶/绘 周克希/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版

　　福尔摩斯追凶缉盗，亚森·罗平盗画取宝；柯南·道尔笃信招魂术，莫里斯·勒布朗则写出活过几百年的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柯南·道尔所创造的伦敦城里的绅士神探，让勒布朗很不服气，法兰西的神探不仅是一位绅士，更是“绅士侠盗”。

　　伦敦城里贝克街上的福尔摩斯甚至算不上顾问侦探的鼻祖，更有爱伦·坡创造出来的那位蜗居巴黎的杜宾在先。而勒布朗则实实在在创造出了现代侠盗神探的元祖。亚森·罗平，萨特评论为“盗贼界的西哈诺”者，孕育了其后一连串读者耳熟能详的角色，侠盗鲁平、怪人二十面相、方托马斯、楚留香、侠盗鲁邦三世、猫眼三姐妹、怪盗基德、十一罗汉、阿海……

　　勒布朗甚至为了让罗平火，在创作初期直接写他和福尔摩斯斗。福尔摩斯“没有抓不到的罪犯”，包括罗平。罗平“没有逃不脱的羁押”，包括福尔摩斯亲手给他戴上的手铐。矛扎破了盾、盾还是护住了人，双雄颜面不失、皆大欢喜……这则故事当然被收录在这个选本里。

　　译者周克希十多年前曾出过一本纯文字版的《侠盗亚森·罗平》，也是选本，所选故事与这本大多重合。这本的独特之处在于樊尚·马里耶的插画，风趣生动，让爱罗平者更爱罗平。

　　【澳】凯蒂·巴尼特、杰里米·甘斯/著 邵逸/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1月版

　　1386年，法莱斯法庭以谋杀儿童的罪名判处一名刑事被告死刑。行刑前，被告穿上了新衣服，为了反映“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她”的头和腿被弄伤了。然后，“她”在人群前被绞死。这一悲惨案件有何值得注意之处？被告是一头母猪，像人一样被审判并被判有罪。这一事件颇令人难忘，以至于法莱斯圣三一教堂曾有一幅表现行刑场面的壁画。（161页）

　　这是本书第三章“归罪动物”开头的一段描述。本书由海量的小故事入手，广泛探索生活中与动物相关的法律事件，由此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历史上的动物及其法律地位。更重要的是，动物法不仅表达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映射出社会对奴隶、儿童景观护栏、妇女及其他的态度。

　　在整本书中，作者用大量的案例说明，“法庭在把动物视为单纯的‘物体’和有自身能动性及需求的生物之间摇摆不定”。（90页）“这些法律侧重于人类的竞争利益，而不是非人类动物的利益，但在某些方面，也确实考虑了非人类动物——无论是作为种族还是作为个体——的特点。在有些法律领域，评判非人类动物的行为，要依据特定物种‘合理的’行为。‘理性动物’的概念类似‘理性人’这一常被用于裁定人类侵权行为的法律术语。因此，法院在将动物视为物品和将动物视为有知觉或有个体愿望与需求的生物之间游移。”尤其到现代社会，法律上的困惑愈来愈复杂。比如，作者将动物分为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但同时也指出，对动物的所有权或控制权就是一个烦，比如，蜜蜂的所有权就很难解决。

　　如果说动物的所有权还是人类的权利，那么动物本身的权利呢？作者讨论了动物尊严，说我们立刻会想到猫科动物、灵长类动物，但是要想到其他生物就有点难了，比如蛇、蚂蚁等。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只巨型章鱼被捐赠给水族馆，被安置在一个鱼缸中，动保组织成员立刻批评这一做法，因为担心它可能自残。三个月后，章鱼死了，据推测是因为它的触手拔出了用于排水的塑料管，因此出水速度大于进水速度，水流光了。动保组织在水族馆门前举着写有“耻辱”一词的标牌表示愤怒，并且要求尸检。（360-361页）

　　动物知觉也是一个问题，有人描述了龙虾被放进锅里时的痛苦，于是澳大利亚某州政府建议先将龙虾在冰水中浸泡20分钟，再迅速切断其中枢神经系统。这很好，但我觉得梁惠王的解决之道显得更真诚些，因为不忍其觳觫，所以杀就杀了，但不要让本王看见。

　　回到关于猪的审判，作者认为，这种动物审判有表演性的一面，与罗马人喜欢看罪犯被角斗士或动物处决一样。他还介绍了几种不同的审判动机猜测：有人认为家养动物受到审判不是因为它们被等同于人类杀人犯，而是因为它们颠覆了自然规律：它们杀死了本应掌控它们的人类。另一位学者则认为，这是为了是帮助地方社群应对难以驾驭的威胁——不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有效，而是因为它们能够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当局正在以合作和坚决的方式不懈地维护法律与秩序。（176-177页）这两种看法，在我看来，都是无视动物的主体性。

　　作者最后介绍说：1987年，美国作家弗勒尔·考尔斯出版了一本《如果我是动物》（If I Were an Animal），在其中，100位名人回答了“如果转生成为动物，你选择做什么？”。……时任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的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撰写的前言中说：“对特定物种的动物产生亲近感是很容易的，但我只想知道，转生成一种数量急剧减少、面临灭绝风险的动物，会是什么感觉？……我必须承认，我很想转世成为一种致命病毒，但这也许太过分。我更希望看到，仍有希望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的人类，出于对其他生物的考虑，自愿限制自己的数量。”（373-374页）

　　我很钦佩菲利普亲王的格局，但真的很困惑，现在人类确实是在“自愿限制自己的数量”了，但似乎完全不是出于对其他生物的考虑。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中年危机”已经成了和同龄友人们聊天时出现的高频词汇，加上对于心理学、文学以及以文学作品作为对象进行心理学分析这种研究路径的兴趣，这本书对我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荣格认为，人在中年阶段会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前半生的主要目的是确立自我、赢得社会地位、结婚育儿，而人生的后半部分则会转向追寻“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根本性问题的答案，从而为人生的终极课题——“如何接受死亡”——做好准备，这个大幅度的转折往往伴随着相当的危机。河合隼雄出生在1928年，是日本著名的荣格学派临床心理学家，因为他个人的时代性，以及书中选取的文学作品一律来自日本文学，这本书读起来不是毫无隔膜的，但这并不妨碍书中探讨的有关中年时期的种种问题——职场地位、夫妻关系、孩子的教育、对衰老的问题——引起所有读者（尤其是东亚读者）的深切共鸣。

　　本书正文共十二章，也就是通过十二部文学作品对中年危机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因为每篇都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很快就能读完。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即中年问题的核心在于时间，或者说是一种时间感的改变，有的人感觉时间停滞了，有人突然重燃了青春的热情，夫妇之间的时间感常常错位，于是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在最后一章对夏目漱石《路边草》的解析中，河合隼雄对漱石对时间的看法表示了赞同，“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眼前”。小说的主人公健三觉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了结的事情”，对脑子里一直回绕的“你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要干什么？”的问题高喊“不知道”“不怪我”，但在河合隼雄看来，如果把视点放到足够高的位置，会发现人在说着“不能怪我”的同时，还是会做一些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情，而这就是自性实现的过程。这段话虽然有些拗口，但仔细想想，其中确实包含着对于中年人的开释和安慰。

　　【瑞典】皮特·恩格伦/著 万之/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4年9月版

　　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选择23个来自不同阶级、国家、阵营的普通人作为主角，由他们的生命史抵达“真实”的一战，视角独特，写法新颖。在新书中，他延续了这样的写作方式，描绘了39个个体在1942年11月这一个月的经历、感受。这39个人有中国水手、有德国学生、有日本士兵，也有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以“多人交织传记”的形式，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微观全景画面。